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，这30年是浙江民营经济由小到大、变弱为强、飞速发展的30年；是浙商群体抢抓机遇、创业发展、创新图强的30年。这30年中，浙商抓住了哪些机遇从而实现了飞速发展？浙商又错过了哪些机遇从而遇到了如今暂时的困局？
改革开放30年来，浙商已成为国内第一商人群体。但是，从最新的情况看，浙商群体的创富能力似乎正在减弱。这或许显示，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道路上，浙商的先发性优势已经所剩无几。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，发现浙商新的“创富模式”，在下一个30年继续保持领先优势，这一挑战已迫在眉睫。
得“财富”、得“经验”、得“精神”、得“尊重”，是为浙商“四得”。
30年改革开放：浙商之得
改革开放30年来，浙江大地的创富大潮波澜壮阔、引人入胜。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浙江经济由小到大、变弱为强，并形成了一批在全国甚至在世界有一定影响的浙商。
有人说，浙江经济发展的30年实际上就是浙商发展、成长的30年。那么，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，探讨浙商这30年以来的得与失，意义尤为重大。2008年9月8日晚，《浙商》杂志在杭州西子湖畔举办“改革开放30年――浙商之得失”座谈会，总结浙商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。与会的专家和浙商认为,30年来，浙商之得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――
一得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“财富”
毋庸讳言，浙商群体在过去30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令人称羡的。在国内主要的财富排行榜上，浙商群体一度以绝对优势占据主要位置，凸显着浙商群体的财富实力。
“‘得’在什么地方？首先是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，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，个人的财富也得到快速积累和快速增长。”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在本刊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此总结，“这30年间，浙商从一般的工人农民冒出来，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，引领者、拥有者。”郭占恒直言，所有的浙商都不必刻意回避这一点。
实际上，翻阅那些处于浙江创富英豪“金字塔”塔尖的人物简历，可以发现他们创业之前的身份显得相当“寒酸”：鲁冠球――打铁匠；徐文荣――农民；南存辉――修鞋匠；胡成中――裁缝；楼忠福――建筑工人；李如成――农民；郑坚江――汽车修理工；汪力成――丝厂临时工……粗略数了数，约有90%左右的浙江民企精英，出身均很寒微。
“在创业初期，强烈的致富欲望是巨大动力。”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接受《浙商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正是“摆脱贫穷”的原动力，才能使其坚持不懈，并最终积累了庞大的个人财富。
另外，一组数字可以了解浙商对社会财富积累的作用。1978年浙江省的GDP只有123.7亿元，到2007年浙江的GDP是18640亿元，增幅达到150倍以上。浙江的人均GDP在1978年只有331元，而到2007年有37100多元，在全国排列第四。如果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，浙江在全国排在第三位；2008年一季度，浙江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北京，位于全国第二。
“在浙江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当中，浙商确实是功不可没。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感慨道。
二得：积累了深厚的成功“经验”
“我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把企业做到如此规模。”上海泽大投资集团董事长吴永春曾在与《浙商》记者闲聊时如此表示，在他看来，之所以企业在最近的十来年能够顺风顺水，实在是得益于国内的改革开放大气候。
“浙商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应对各种体制、复杂局面、各种市场的经验，这是在经验方面的‘得’。”郭占恒认为，浙商们的企业在多数情况下，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，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历程。“30年来的风风雨雨，培养和锻造了他们的经营理念、管理经验，这是随着企业发展而积累的。”
浙商善于抓商机的特点被人津津乐道。面对复杂的市场，浙商能凭借敏锐的触觉，先人一步，抢得先机。超越常规，以小博大，以弱吞强等经典商战案例时常涌现。
吃苦耐劳更是浙商起家的基础。曾几何时，“白天做老板，晚上睡地板”成为在外创业的浙商的真实写照。浙商做生意不分大小，从小生意做起，而且小生意做到了极致。
“浙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不断探索市场规律，比较早地进行了市场拓展，现在浙江四分之一的销售收入来自出口。”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凌云在座谈会上指出，无论是在成本控制、市场营销，还是在企业管理上，浙商在过去的30年里，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。
在管理方面，部分浙商也逐渐走出了封闭的家族式管理，并融合了先进的西方管理制度。这部分企业有些虽然还是家族制企业，但绝不是家族化管理。
三得：锻造了闻名天下的浙商“精神”
在2006年浙商大会上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指出：“在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,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，展示了浙江人的良好形象。”这是对浙商精神的高度评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