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18日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就前一天公布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计划，向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作证。盖特纳给参议员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：整合并重建现有监管体系，扩大美联储监管权限，建成兼顾系统性风险和消费者保护的“双峰监管模式”。
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征途上，盖特纳迈出了第一步，因为监管改革在很多方面需要美国国会立法支持。而下一步，美国打算把监管改革的标准出口到全世界。总共88页的改革报告中，美国财政部已经明确指出，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和加强国际合作，是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。
但美国的监管标准就一定适用于全世界吗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对此表示强烈怀疑。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美国人又在玩标准了，对亚洲刚开始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那些国家而言，这个标准的成本太高，就好比用主板市场的标准去要求中小企业。”
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也向本报表示，这一份88页的监管报告本身也并不完美，存在政治妥协的痕迹。
孙立坚还指出，目前这个看上去很严格的监管体系，不一定会长期坚持下去。“美国经济周期的变化导致监管周期的变化，现在经济低迷期间要求高监管，但是经济上升时期肯定又会放松监管鼓励金融创新。”
详解监管改革利弊
“这个监管改革计划并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大胆。”刘胜军向本报表示，前一任财政部长保尔森离职之前，就提出过一个比较激进的监管改革方案，包括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（SEC）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（CFTC）合并，而这一要求并没有在奥巴马的改革方案中出现。
为何会这样？刘胜军认为，“奥巴马现在要把方案拿到国会去讨论，必须在一些地方进行妥协。”
在18日的听证会上，面对参议员的质询，盖特纳围绕3个机构的崛起与变化来总结这一轮金融监管改革。
盖特纳将会有1个新头衔――新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(FSOC)主席，现有的各大监管机构都会在FSOC中获得一席之地。而该机构将肩负识别系统性风险，促进监管机构跨部门合作的重任，填补以前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空白地带。
消费者金融保护局（CFPA）的诞生，则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加强消费者保护的重视。奥巴马曾说这一轮危机的产生，被蒙蔽的消费者也难辞其咎。
而针对那些很容易导致系统风险的巨型金融机构，美国政府赋予美联储强大的监管权限。报告指出，美联储有权对所有可能对市场产生整体威胁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，包括对冲基金、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。
在浏览了88页的监管改革白皮书后，刘胜军为本报详细解读了这一改革方案的利弊。他认为改革方案有四大亮点。
首先，改革方案提出对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进行监管，特别是提出了在顺周期和经济低迷时期，对杠杆率进行周期性调控。刘胜军指出，“比如巴塞尔协议中8%的资本充足率要求，在经济繁荣和泡沫时期，就明显不能抵抗金融机构持有资产的巨大风险，需要提高充足率，而经济低迷时期则应该降低。”
其次，改革方案加强了对场外交易（OTC）的监管，特别是针对信用违约掉期（ＣＤＳ）这一类产品，要求提高资本金，并把之前的场外交易纳入市场体制内，提高了透明度。刘胜军说，比如，白皮书要求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持有至少５％，这是很明显的信号――把利益捆绑起来，以防过度冒险。
第三，白皮书提出要加强对对冲基金以及私募资本（ＰＥ）和风险资本（ＶＣ）的监管。刘胜军认为这很有前瞻性，“对冲基金在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和规模现在都不透明，这等于是要打开对冲基金交易的黑匣子。虽然这一次对冲基金受的指责不多，但不要低估对冲基金的破坏力。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(LTCM)一个公司的破产，就给系统带来巨大冲击。”
最后，白皮书也注意到目前高管薪酬问题，提出监管机构要对薪酬制订提供指导，一方面要限制薪酬过高，另一方面要避免薪酬与公司短期盈利过度挂钩，鼓励高管冒险。刘胜军指出，现在很多公司面临巨额亏损，离职的高管们却还有金降落伞（巨额解雇补偿）。高管薪酬出问题也是因为董事会不独立，自己给自己定薪水。改革报告已经提出，可以让股东对高管薪酬方案进行非约束性的投票。
刘胜军也注意到，美联储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，其权力在这一次监管改革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，“以前美联储把自己定位为央行，唯一的目标就是对抗通膨，而从今以后还要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负责监管。”
但改革方案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。
首先，多头监管弊端未除。改革方案中打算撤销美国财政部下面的存款机构管理局（OTS），却又新建了全国银行监管会（NBS）。刘胜军认为，“改革报告批评以前监管机构过多，体系复杂，现在却又增加很多机构。”
其次，如果CFDA权力过大，对金融创新会很有影响。改革计划中已经提出，CFPA可以监管到产品层面，有制定规则的权力。刘胜军说，“这是美国监管哲学的改变，从格林斯潘时代的相信市场无为而治，到现在对金融机构的能力和道德普遍怀疑。到底给美联储多大的权力，如何约束也是一个问题。”
第三，监管体系中缺乏激励机制。金融创新和监管永远都在进行博弈。刘胜军认为，监管机构一定要与时俱进，要提高动态监管能力，“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总是会钻监管漏洞，所以，对监管机构的提升也很重要，这需要具体的政策来保证。比如，SEC的监管就需要引入激励机制，如果对监管不到位和监管失职没有考评机制，是人总会要偷懒的。此外，监管机构的能力也需要不断提升，一定要加强市场与监管部门的人才流动。”
美国标准=全球标准？
白皮书非常强调“监管的国际协调和一致性”，避免出现资本转移和套利。刘胜军指出，在2001年安然事件之后，美国颁布“萨班斯-奥克斯利法案”加强监管，直接导致中国国有企业改道香港和伦敦上市，令纽约损失惨重。奥巴马看到了这种情况，所以，美国先在国内进行改革，然后与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协调统一监管标准。
孙立坚指出，美国如果要求全球采用同样的监管模式，将对中国非常不利，而其他各国也不一定会采纳美国的这种高标准监管模式。
在本轮金融危机中，欧洲受美国次债危机损伤巨大，一直呼吁美国提高监管。刘胜军认为，奥巴马的监管方案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，在考虑争取国会通过的前提下制定的。方案出来后，再征求国际社会认同。CFPA把场外衍生品纳入场内交易，欧洲应该会很高兴。
但孙立坚也指出，欧洲人喜欢看到美国提高监管标准，但如果美国要求照搬他的高标准监管模式，欧洲也不一定会乐意。
孙立坚将金融监管分为资本监管、风险监管和系统性监管3个阶段。他认为，中国还处于第一个阶段。
孙立坚认为，美国的新系统性监管是针对混业经营和复杂衍生品市场的，但中国的混业经营刚开始起步，而金融衍生品则更不成熟。所以，“中国目前没有必要采纳像美国那样的监管体系，付出不必要的成本”。
平安入主深发展的消息目前还被媒体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进行报道，中国金融业已经开始往混业经营转变，所以，中国也要从分业监管向现代化混业监管转变。孙立坚指出，中国从理论上要学习美国这种“双峰监管”。
他认为，中国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保护也需要提高。“因为金融市场最根本的功能是为投资者提供一个保值升值的渠道，不能只关注企业融资的需求和金融机构盈利能力而不顾消费者利益。”
但是，中国目前还没到采取美国这一套监管标准的时候，中国的金融业混业经营刚开始起步，风险没有美国那么大，没有必要让企业承担这么大的监管成本。
孙立坚指出，中国的金融机构盈利能力比较低，盈利途径也很单一，如果资本充足率从8%提高到28%，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100元中只能拿出72元去获取利润，这样盈利能力不高的企业就更难赚钱，这将使中国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差距进一步拉大。
